对话韦森资本投资回报率下降意味着经济的衰退

对话韦森：资本投资回报率下降意味着经济的衰退

今年伊始，中国经济已放慢前进的脚步，出口的下滑、产能的过剩，再加之消费的疲软让原本动力十足的“三驾马车”开始举步维艰。从年初的通货膨胀压力，到年中所谓的“CPI下行”，货币政策的每一次调动都刺激着市场的神经。再加之房地产市场调控、证劵市场制度改革、国际板上市等争论，在此宏观背景下，我国经济将何去何从？面对中国经济的增速下滑，什么才是最适宜的宏观政策？未来中国经济新的增长点在哪里？货币流动性、楼市、股市的核心问题又是什么？本期东方财富网《财富观察》邀请到了复旦大学教授韦森，与韦森教授一起探讨当前经济中的点点滴滴。　　凯恩斯在其《货币论》中曾指出，经济周期最好应被当作系由资本的边际效率的周期性变动所造成；随着这种变动而到来的经济制度中的其他重要短期变量，会使经济周期的情况而变得更加复杂和严重。凯恩斯理论认为，一个国家的繁荣和兴衰，与企业的资本边际收益率紧密相关。倘若企业都能够盈利，国家就进入繁荣期；而当全部企业利润下降，资本的边际收益率为负时，这个国家的经济也已沦入衰退期。　　东方财富网：您在最近《重读哈耶克与凯恩斯》的文章中指出，凯恩斯曾提出“资本边际回报率下降是经济进入衰退期的征兆”这一重要发现，您这样解读这个观点？　　韦森：在1931年出版的《货币论》第二卷第30章，凯恩斯强调说：“我要提醒史学家特别注意的结论是：各国利润膨胀时期和萎缩时期与国家的兴盛时期和衰败时期异常地相符”。再此之前，凯恩斯还深刻地指出：“国家财富不是在收入膨胀中增进，而是在利润膨胀中增进；也就是说，发生自物价超越成本而向上奔驰的时候”。这是凯恩斯的一个伟大的发现，在当今中国的经济格局中，重新思考凯恩斯的这一提醒，更有现实意义。　　在过去30多年中国改革开放后的高速增长时期，几乎中国所有的经济部门，包括国有企业、三资企业和民营企业，其利润率都有一个快速上升时期，大家都在赚钱，甚至很多人赚了大钱，这正是发生在中国经济的黄金增长时期。现在，从各种渠道得到的数据都表明，中国各类企业的利润率都在下降，用凯恩斯经济学理论来说，当今中国经济“资本的边际效率”正在下滑。这是说明中国经济增长开始动力不足最根本的风向标。吴敬琏教授今年早些时候曾提出一个观点：“各行各业赚大钱的时期一去不复返”。这在某种程度上也印证了这一判断。　　东方财富网：中国经济长期的高速增长可以说是一个奇迹。而您曾表示中国经济下行将是历史观察中的必然结果，那么您认为我们会复制日本经济当年的走势吗？　　韦森：从人类进入近现代社会以来，每一个国家都能够保持高速增长的时期都不会长久，最多二三十年，且恰好都赶上一波大的科技革命。纵观历史，英国真正崛起是在19世纪30——40年代的工业革命时期，经历了一段高速的增长期，直到1873年，发生了大衰退。德国在1871统一后，也经历了20多年的高速增长，随后陷入第一次世界大战。日本经济的快速增长时期从1955年开始，到1973年出现石油危机后结束。而随后，日本经济从1975年开始恢复，在1975——1985年的十年时间中进入了一个所谓的“经济稳定增长期”，其GDP增速也是由原来20世纪50——60年代的8%——10%下滑到5%——6%。到1985年以后，日本经济长期低迷，陷入了“日本病”怪圈，二十多年，到现在都没有走出来。　　中国经济可以说是从1992年邓小平南巡之后才真正开始腾飞，至今正好经历了20年。20年以来，我国经济增速始终保持在10%上下。把中国经济放在当代历史的长河中来审视，也可以发现，中国经济现今所面临的状况，与日本在1973年时面临的情景十分相似。对比日本经济高速增长时期，我们会发现很多相似之处：经济增长主要体现在实体部分投资推动的增长，尤其是在制造业与重化工业的投资，同时也依靠外贸出口的快速增长来拉动经济增长。中国现在正处于实体部门、重化工部门、制造业部门尤其是与外贸出口有关的制造业高速增长的末期，这与日本经济当年的情形非常相似。　　但是，中国经济与当年的日本，也有一定的差别，这主要体现在国民可支配收入水平的变动上。在过去的20年里，我国的GDP与政府财政收入飞速增长，企业利润和资本的回报率相对较高，一大批富人的财富迅速崛起，但老百姓的收入在国民收入中比例却一直在下降，导致了“国富民穷”的现象，居民收入分配差距和财富占有差别比例均迅速拉大。这就与当年的日本截然不同。按照台湾清华大学经济史学家赖建成教授的研究，在日本经济高速增长时期，居民可支配收入增长速率几乎与GDP增长速率同步，在“国强”时，“民富”了，并且社会收入分配差别一直不大。我们现在则完全不同，国富了，却民并不富，且只是富了很少一部分人，收入分配差距拉大了。　　目前中国的经济成长阶段非常像1973年日本的情形。当时，日本的经济经过近20年的高速增长，人均GDP为3000美元。之后经过十七、十八年的“稳定增长时期”，在1990年日本经济泡沫破裂而进入萧条期时，人均收入已快到2.5万美元，比当时美国人均GDP还高出1658美元。而目前我们人均收入仅为5000美元，如果中国经济还能在5——8%的增速上保持一段时间，那对未来中国而言，可能是最好的选择。但是，如果在目前的经济增速下行时，还继续逆经济发展趋势，期望靠高投资率而强行维持经济8%以上的增长，可能在我国人均GDP还没达到1万元时，就出现巨大的经济衰退了，即陷入了人们所常说的“中等收入陷阱”。我们应该尽量避免这种状况的发生。　　基于上述判断，再次呼吁要对我国经济逐渐下行做好“思想准备”和“合理预期”。只有认识到这一点，决策层、企业家乃至普通投资者，才有可能制定出符合经济运行自然法则和这一大趋势的决策与对策。否则，再逆经济运行的内在法则，继续依靠大规模地释放银行贷款来强行维持短期高速增长，再启动一波大规模的投资，很可能在未来会把经济推向突然的崩溃和大萧条，这也是我最近读奥地利学派经济学家米塞斯和哈耶克在20世纪二三十年代有关经济周期发生原因的早期的经济学著作所悟出来的一点。　　我们不能仅相信纯经济学理论。然而，正是依照奥地利学派的商业周期理论，反观当今中国经济的现实格局，才有这样一个判断。当然，经济学人任何预期未来的观点都是危险的。但是，没有危机意识，盲目扩张，盲目投资，可能危险更大。反观1929~1933年的大萧条，以及2007年全球金融风暴以来的世界性经济大衰退，之前几乎没有经济学家有思想准备和预警，才以至于各国经济摔得如此惨烈。有预警，有思想准备，可能更有益于社会发展和经济进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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